片名：《巴西》(Brazil)
　　1985/英國/彩色/131m
　　編導：Terry Gilliam
　　演員：Jonathan Pryce, Robert De Niro,Katherine Helmond, Jan Holm
　　類型：科幻劇情片
　　寫作時間：2001.4.17



　　 現代人在現代社會中的角色就好比一部機器中的一個小螺絲釘，每天日以繼夜地重覆著同樣的動作，所遵從的卻只是一個看不見的制度。然而每個人卻又理所當然且無意識的承受其中。難道這不是一件吊詭的事嗎？
　　
　　「巴西」一片所呈現的真實意涵則纏繞著上述的情境。主角山姆勞伊是替所謂官僚政府工作的一員，在片中他則被指派去調查一件因資訊總部的疏忽而犧牲了一位無辜者-巴脫-的案子，在尋求真相的同時，山姆竟然找到與他常在夢中相遇的女子-吉兒，為此山姆調職到資訊總部希望能獲得更多她的資料。再者吉兒也同樣在為自己的鄰居-巴脫-尋求公道，而被政府列為注意的對象，山姆因此被捲入這場誤會中，在最後卻被誤為恐怖分子，再次成為資本主義政府下的犧牲者。
　　
　　經由上述的描述，我們不難發現一向追求“效率”的現代社會卻時常是錯誤百出，同時也為人民帶來更多的困擾與不便。的確，在現代的資本社會中，個人的力量顯得十分薄弱，在對抗整個制度的最後，往往輸家總是自己。然而這並不意謂著我們不去正視這個問題，相反的更應積極地透過對事實或現實的批判與否定，來喚醒或轉變群眾的意識。本文的目的也扮演著同樣的角色，希望能藉由電影這個文本和導演所詮釋的手法來揭露資本主義社會中種種怪異的現狀。
　　
　　
　　本片一開始映入眼簾的是藍色淡雅的天空映著“二十世紀的某一處”和“8:49 p.m”的字眼，背後再搭配「巴西」的主題曲，頓時讓人感到輕鬆自在，接著便是主角山姆從灰暗且機械式的臥室起床的鏡頭。此處我們可以想像導演利用如此鮮明的對比來闡釋天空的景象是山姆所嚮往的夢境，他可在那兒自由自在的飛翔不受任何約束，而夢中吉兒所扮的天使正像是他的救贖者帶領著他朝向美好的國度，然而當鏡頭轉向現實生活時則透露出些許的焦慮不安，就像片中所有的家具設備皆一律自動化，舉凡鬧鐘、衣櫃、咖啡壺、烤麵包機等等，都顯示著在這個極度追求效率的時代，人類是一切事物的操控者。但就在麵包烤好的下一秒，得到的卻是焦黑且無味的成果，這暗示著，往往我們對科技所帶來的便利深信不疑，卻忽略了原有的目的和價值。另一方面科技雖然豐厚了我們的物質生活，但它卻無法充實我們的精神生活，就像山姆也只能在夢中得到慰藉一般。
　　
　　
　　甚者，在一開頭所呈現的打字謬誤更說明了人類遭到自己「創造」所犧牲的後果。原本負責文書處理的行政官員，為了打一隻蒼蠅，而使得蒼蠅掉落至打字機內，錯將恐怖份子“Tattle”更換為一般平民“Battle”，在這段過程中我們或許會感到可笑和荒謬，然而當事人無奈的遭遇又豈是觀眾所能理解的呢！就如同台灣的白色恐怖事件，當時的人民即處於恐懼不安的狀態中，尤其時時要擔心突如其來的搜捕和暗算。相同的情況也出現在片中，當特務人員到Battle家中搜捕的激烈過程，讓人很難相信他們不是恐怖份子，而是確保人民安全的警察。雖說我們現今是處於二十世紀的民主社會，擁有法律規定的公民權，但矛盾的是�***中的市民或現實中的我們似乎完全失去了自身的隱私權而赤裸裸地呈現在政府的監控之下，導演也利用天花板上如眼球般的監視器來象徵此意涵。依此而論，在現代的資本社會中，自由平等的意義顯然已經變質了。關於這一點，導演則藉著山姆的媽媽來加以證明。(以下簡稱她)
　　
　　簡單的說“現在的平等，人們所意謂的乃是「機械」的平等；是那些喪失了個人性的人之平等。在今日，平等意謂「相同」，而非「一體」。這個相同是把個人性抽離之後的剩餘之物的人之平等，是在同一種職業上工作的人之相同，是那些具有相同娛樂，看相同報紙，具有相同的情感及觀念的人之相同。正如現代的大量生產要求貨品的標準化，現代的社會程序則要求人的標準化，而這個標準化作用即稱之為「平等」”(佛洛姆,1969)。就像儘管媒體上(電視或****)到處彰顯著現代人選擇的多樣性，但到頭來卻陷入一種群體一致化的迷思。如此的情況在女性身上表現最為明顯，影片中的她即是一例。從頭到尾，她只關注於如何讓自己變的更年輕，更美麗，而不惜犧牲任何代價做整容手術，目的只為了能吸引更多男人的目光“因此，一個人之是否有吸引力，端賴時髦的款式所決定-不論就身體而言或就心靈而言都是如此”(佛洛姆, 1969)。這暗示著資本主義去人性化、商品化的現象以及父權體系下性別差異及權力結構的關係，因為我們往往會藉由和他人一樣來緩和自己內心的焦慮不安，而這種焦慮不安則來自於和他人的隔離。佛洛姆也認為：在現代的西方社會，與團體結合為一，仍舊是克服隔離感的盛行方法。這種方式的結合，是個人的自我幅度的消失，其目的是要使自己隸屬於群眾。然而所得到結果卻是相反的，儘管每個人盡力試圖與他人接近，卻仍然是根本孤獨，被深刻的焦慮不安以及罪惡感所浸透-這些感覺正是由於人類的隔離不能突破所產生 (佛洛姆,1969)。在片中導演即利用一個龐大卻無形的“中央服務系統”來述說所謂「異化」的概念，也就是上述所宣稱人類隔離的關係。